农业低产促改革

　　1976年春夏之交，正是青黄不接的时节。在向阳人民公社党委书记叶文志的办公室里，突然闯进了一名抱着小孩的妇女。不由分说，把小孩丢在叶文志的床上，急匆匆地离开了。

　　因为吃不饱饭，这位妇女竟能狠心的丢下自己的小孩。这个无助又无奈的举动深深地触动了叶文志。

　　据《广汉县志》记载：1966年到1976年，全县人均分配收入比10年前只增加2.3元，社员群众几乎吃不饱！为了解决老百姓吃大锅饭的问题，1978年，时任广汉县委书记的常光南在金鱼公社进行 “分组作业、定产定工、超产奖励”的生产责任制试点。

　　常光南回记忆说：1978年增产了520万斤，初步算下来以后，我看到一年一个乡能增产500多万斤。

　　当农业“包产”在广汉全县逐步推行以后，贫穷落后的向阳也在悄悄发生改变。

　　在叶文志的陪同下，常光南来到了向阳酒厂，看到的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劳动场景。常光南问：我说老叶，你包了多久了？他说没有多久，我工业也包了，生产队也包产到户了。

　　1979年初，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，此时的向阳公社已成立了农业公司、工业公司、商业公司，以及农工商联合公司。

　　叶文志说：把工业搞好了，商业搞好了，他那个人民公社的牌子就没有好大的意思了，自然就名存实亡了。虽然人民公社完全成了徒有虚名的空架子，但这个空架子又在实际工作中无处不在，成了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。

　　秘密筹备“撤社换乡”

　　改革的苗头初现，冒着被扣上“挖社会主义墙角”的高帽子，向阳还是义无反顾的进行了“撤社换乡”，由此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。

　　常光南说：1980年的3月30号，省委通知广汉的县委书记副书记，到金牛坝开会，(省委)主要领导说，（我看）可以搞一个试点，组织一个乡政府嘛

　　从金牛坝会议回来后，常光南便在心中下定了改革的决心，1980年，他召集向阳主要干部，在供销社招待所一个很偏僻的小房间里，介绍了省委关于向阳公社行政体制改革试点的意见，并代表县委常委会正式通知向阳秘密进行“撤社换乡”试点工作，但不宣传，不广播，不登报。

　　“撤社换乡”说换就换，当年9月，摘牌执行人钟太银轻轻地取下公社大门上 “广汉县向阳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”的牌子，将自己花费两个多月时间做好的“广汉县向阳乡人民政府”牌子挂了上去。这个消息，迅速在青白江两岸传开了。一位路过向阳的新华社记者偶然听到向阳挂起了乡政府牌子的消息，以内参的形式向中央领导报告了向阳行政体制改革试点的信息。

　　这篇内参就像一根导火索，引来了各方对向阳改革的关注。

　　历经坎坷终现世

　　尽管事先已经约定对换牌“不宣传、不登报、不广播”，可向阳“撤社换乡”的举动还是不胫而走，全国人大询问的电话打到了广汉县委，并两次派工作组赴广汉实地调研。

　　常光南回忆道：当时既不说对，又不说不对，恼火得觉都睡不着。我说遭了，我这一生干革命，危险。可这时，不能“包”的土地已经包了！不能换的牌子也已经换了！“变革”和“风险”就像一对孪生兄弟如影随形！常光南说：所有后果我都想了，我说不劳改起码当农民嘛，两个儿呢，我看有力气，我看当木匠，两个女儿没有劲就当理发员嘛。

　　经过两个多月的煎熬，1980年11月，四川省委联合调查组和中央相关部门先后来到了广汉开展调研。北京调查组来了，住了半个月，走的时候说你们把公社牌子换成乡政府的牌子是对的。

　　1980年12月5日，新华社以“内部参考”的形式登载了《广汉县向阳公社改革“政社合一”领导体制，实行乡村合作社体制已显示出优越性》的文章，12月24日，省委联合调查队又就广汉向阳政治体制改革一事，形成了明确肯定的调查报告。

　　1983年10月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发出《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》，广汉向阳撤社建乡试点的成果得到中央肯定，人民公社开始逐步退出中国历史舞台。 

　　近40年的发展历程，让向阳镇的镇域经济综合实力走在了德阳全市前列，被列为四川全省首批百镇行动试点镇。2017年实现生产总值27亿元，同比增长9.6%，农民纯收入1.8万元，比40年前翻了197倍。